福布斯：马云的行为是理性的 交由市场去检验 6月20日消息，针对近日备受关注的支付宝股权转移一事及由此引发的关于“VIE（协议控制0模式”的讨论，福布斯中文网今日刊登了《马云的行为是理性的》一文，认为对于马云来说，VIE问题的解决，采取与监管层合作，让支付宝落地，把中国互联网公司在国际市场上面临的系统性地责任推给监管层解决，比其采取对抗或者苟且，是一个更加理性，更加负责任的选择。 以下为《马云的行为是理性的》全文： 马云错了吗？央行错了吗？幸运的是，实践中许多事情是超越一时对错争论的，时间可以证明一切，而最重要的是当事人应该采取理性的决断和行动。 在自由市场经济中，更基本的原则是经济人的理性以及市场的理性。经济人在当时的约束条件下做出合乎理性的判断和行动，而市场会按照其逻辑对这种行为做出短期或者长期的反应。 马云和支付宝事件，基本事实简单明了：马云在向监管部门申领第三方支付业务牌照期限将至的最后关头，单方面决定暂时终止原先与两大股东雅虎和软银的约定，该约定要求由阿里巴巴集团对支付宝实行协议控制，或者VIE。 马云所从事的互联网行业，多年来发展在一个又被称为VIE(VariableInterestEntity，可变利益实体)制度基础之上。据美国金融会计标准委员会，VIE被定义为投资方在被投实体中占有控制地位，但其投票权并不必然占多数。在会计上，如果投资者是该VIE的主要受益方，则VIE要与投资方并表处理。 VIE可被视为特殊目的实体(SPV,specialpurposevehicle)的一种，它被用于中国互联网行业时，即所谓协议控制，说白了就是为了在中国设立公司，进行投资，而公司的目的，完全是为了避开对外资进入市场的管制，实现境外上市、退出等目的。实际上这是早在2000年前后，中国互联网在当时制度环境下的作为，你可以称之为一个变通之举、无奈创举、或者创新之举，无论如何，它从一开始就体现了企业家的创新与冒险精神。诚如诸多如今成功的互联网企业家所言，没有VIE，就没有今天中国互联网产业的崛起。据我们对中国富豪榜多年的观察，互联网行业迄今堪称中国所有造富行业中相对“最干净也最透明的行业”，但它就是这么奇怪地建立在一个灰色和模糊的制度基础之上。 回到支付宝和马云。马云对媒体说明：“阿里巴巴董事会授权管理层调整股权结构，获取牌照。”在获取牌照这一点上，马云与董事会是一致的。在监管层明确提出协议控制是个问题的前提下，马云最后把VIE这个东西先放到了一边，引发了一场轩然大波。 设身处地，对这件事情的理解不必那么扑朔迷离，常识可能更重要。马云如果坚持VIE，则拿不到牌照，支付宝将悬在空中。许多人事后建议他再向国务院申请。但这一申请的过程将漫长、痛苦、有极大的不确定性。从马云本人的价值观来说，他与政治表面上保持着一定的距离，并不谙此道。对于企业家来说，首先想到的应该是遵守法律和监管，让公司的发展不受阻。如果把支付宝所有的利益相关方放进去：马云代表的阿里巴巴管理团队、阿里巴巴员工、股东软银和雅虎、政府监官部门、客户和消费者、甚至中国的互联网产业……马云选择先合规，再谈判，未必在一时内符合部分相关方的利益，但在整体上和长远符合各方的最大利益。 马云处理的方式，实际上动用了其个人的信誉，及其与软银和雅虎之间的基本信任。我宁愿相信，谈判将会成功，成功则将证明马云的选择是理性的。 尽管马云是中国最有影响力的企业家之一，但他的本位是企业家，是创造利润和就业，而不是加在他身上的诸多衍生责任，阿里巴巴和支付宝的健康发展，应该是他坚守的底线。对于马云来说，VIE问题的解决，采取与监管层合作，让支付宝落地，把中国互联网公司在国际市场上面临的系统性地责任推给监管层解决，比其采取对抗或者苟且，是一个更加理性，更加负责任的选择。 许多人指责马云的行为让中国在海外上市的互联网企业面临集体的诚信质疑。其实，这样的系统性风险，不应该由马云承担；应该关注的是中国互联网企业大规模海外上市与协议控制这一过时操作之间的矛盾，往更深处说，应该是中国资本市场对于中国互联网创新企业的排斥，以及监管政策没有与时俱进所致。既然监管层已经明确地提出，VIE问题应该挑明，应该由业界和公众一起推动中国互联网产业生态的进化，采取苟且的鸵鸟战术，并不是解决问题的长久之道。 互联网面临着一轮新的大发展，它几乎将渗透中国所有的行业，十二五期间，中国经济将加速朝着信息化的方向发展，如果这么大的一个基础性产业的创新与发展，建立在VIE这样一个互联网1.0时期的灰色安排之上，建立在中国的资本市场持续地把最优秀的互联网企业IPO赶出国门的机制之上，中国的互联网产业的发展，将面临极大的制度瓶颈。 似乎马云在整个事件的过程中，与公众及股东方的沟通出了很大的问题，但所有这些，要等更多的细节披露后，才能得出结论。让我们看看马云伸出的，是不是一只“上帝之手”。 最后，如果马云是非理性的，则让市场去检验。 |